想去三、四线城市就业大学生占比呈上升趋势******

　　《社会蓝皮书：202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发布——

　　想去三、四线城市就业大学生占比呈上升趋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日联合发布了《社会蓝皮书：202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以下简称“蓝皮书”)。蓝皮书指出，大学生就业地域偏好明显，想去北上广深等一线大城市和二线经济发达城市的大学生仍占大多数，不过这一占比呈缓慢下降趋势。想去三、四线城市以及小县城、基层乡镇和农村工作的大学生占比虽然相对较少，但呈上升趋势。

　　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23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58万人，比2022届增加82万人。

　　高校毕业生倾向三、四线城市为什么会呈上升趋势？对于超千万的毕业生群体来说，这是否会成为一个新信号？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一、二线城市仍是首选

　　家住河南郑州的刘燕在大学所学专业属于师范类，正在准备参加当地的教师招聘。她说：“肯定还是想优先考一、二线城市。如果没考上，考离家近的三、四线城市也能接受。”

　　“毕业生刚走出大学校门，尽管不能全面理解城市等级和职业生涯的关系，但总能判断出在各类城市就业的长短期收益差异。”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政策室副主任魏国学表示，进入一线城市会面临激烈竞争，薪资水平和生活舒适度方面可能并不友好，但可以预期更高的发展上限和更广阔的职业空间，在跳槽或者失业时的回旋余地更大。毕业生到三、四线城市求职的竞争压力相对较小，但也存在劳动力市场规模小、制约长期发展空间的局限性。

　　“毕业生在一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之间做出选择，本质上都是在权衡职业生涯的长短期利弊，并非一线城市吸引力不再。”魏国学坦言。

　　虽然，在三、四线城市就业的意愿增强，但蓝皮书显示，2021年，想去北上广工作的大学生占比34.1%，想去二线省会城市或经济较为发达的非省会城市的占比39.27%，合计超过70%。这说明大部分大学生依然倾向于“传统”大城市。

　　魏国学分析，一线城市资源集聚和配置能力从未停止增长，职场吸引力也在持续增强，加剧了已然激烈的竞争。因此，当毕业生觉得长远的预期收益难以抵消短期竞争带来的损失时，到三、四线城市的意愿就会增强。

　　以家乡为参照对比城市间就业优劣

　　家住济南的赵禾马上大学毕业，在找工作的这段日子里，他以家庭所在城市为最低标准进行择业。“除非是公务员外派，不然去别的三、四线城市不如在老家工作。”

　　不愿离开家乡，是不是代表着这届毕业生更加“佛系”？

　　“对毕业生而言，没有比老家城市更熟悉的参照系。”魏国学坦言，毕业生离开故土到陌生的城市工作，除了要适应当地环境，还需重构社会网络，在短期可能得独自承担困难及风险，这些事项看起来很微妙，但对个体而言意味着成本，如果就业城市的收益低于家乡城市，远走他乡工作肯定是个亏本的决策，理性的毕业生会尽力避免。

　　魏国学说：“对比城市间就业优劣的难度非常大，主观性很强，部分结论甚至是道听途说，以家乡为参照进行比较是一种理性行为。”

　　选择就业城市并非一锤定音

　　近期，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陆续公布了2022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在这些报告中，高校2022年毕业去向落实率均在83%以上，高校毕业生就业“基本盘”稳定，并且呈现出扎根西部的趋势。其中，西安交通大学到中西部就业的大学生人数占比为59.52%，上海交通大学赴中西部就业的学生比例也创历史新高。

　　和高校就业质量报告一致，蓝皮书也显示出近三年的大学毕业生倾向到三、四线城市就业的趋势。2018年，大学生中想去三、四线城市工作的比例为7.29%，到2021年，这一比例上升到了11.77%。

　　“有几个关键因素对毕业生影响较大，带动毕业生将目光投向三、四线城市。”魏国学分析，城市边际发展能力和就业竞争强度此消彼长，一线城市逐步趋于成熟定性，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释放高质量就业岗位的速度同步趋缓，劳动力市场对毕业生学历等门槛要求提高，求职竞争日益激烈，三、四线城市虽然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但发展速度较快，利好就业并舒缓竞争。

　　“数字经济一定程度上淡化了距离和区位对职业生涯的影响。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高，创造了大量分散在三、四线城市的新就业岗位，毕业生薪资、机遇、发展空间与一线城市的差别并不明显。”魏国学提醒，到何类城市就业并非一锤定音，而是多次博弈。00后等新生代毕业生择业观更灵活，工作转换频率更快，无论一线城市还是三、四线城市，都不可能快速锁定职业生涯，愿意去三、四线城市就业，也能重返一线城市。

　　(记者 陈鹏 通讯员 鲁山青)

赵光辉：多措并举培育战略人才，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本期光明网理论学术动态导读关注新中国史研究、战略人才、党的思想建设、扩大内需、乡村振兴等话题，欢迎网友踊跃参与讨论。

　　【李正华：新中国史研究助力凝聚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正华指出，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准确把握新中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提升新中国史研究资政育人的作用与功能，为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更好凝聚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作出积极贡献。一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要站稳政治立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二是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努力构建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实现三者的有机统一。三是创新教育传播手段和载体，更新传播理念、创新传播方式，完善优化新中国史宣传教育与传播路径。四是推动新中国史研究工作再上新台阶，加强组织领导、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更加深入地总结新中国史特别是新时代十年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

　　摘编自《光明日报》

　　【赵光辉：多措并举培育战略人才，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贵州新发展理念与多党合作高端智库研究员、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赵光辉指出，战略人才站在国际科技前沿、引领科技自主创新、承担国家战略科技任务，是支撑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力量。我们要把建设战略人才力量作为重中之重来抓，完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推动“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核心技术人才，把优秀人才集聚到各项发展事业中来。一方面，高校要当好人才的“摇篮”。推进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教深度融合，不断强化基础研究，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培养基础研究人才的重要作用，完善科教融合育人机制；推进高校和科研院所产教深度融合，推动企业设立工作站、校企研发中心等，将科技资源、“校内+校外”产学研转化成果转变为教学资源。另一方面，企业要成为人才的“蓄水池”。企业要不断深化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建立科学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人才“选育管用”机制，可依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平台，不断创新人才培育培训方式，开展技能提升行动、知识更新工程；企业要发挥“出题者”作用，探索建立“研发基地—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的科研成果转化链条，当好项目的决策者和组织者。同时，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要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制定合理的科技人才培养计划；要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建立跨界融合创新平台，实施“项目+人才”“平台+人才”等模式，为各类人才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

　　摘编自《经济日报》

　　【王孟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

　　中宣部《党建》杂志社编辑王孟秋表示，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任务，必须久久为功、常抓不懈。一方面，紧扣最新理论成果，解决好用什么武装的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前途光明、任重道远，必须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另一方面，注重宣传教育方式，解决好怎样武装的问题。我们必须大力弘扬马克思主义学风，不断推进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工作创新，坚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理论武装的重中之重，引导各级领导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同时，面向党员和大众，解决好武装谁的问题。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需要发挥领导干部的重要作用，引导他们先学一步、学深一层，通过党员干部的引领示范，教育人民、带动群众，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摘编自《人民日报》

　　【陈江滢：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陈江滢认为，深化改革需要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制度型开放要求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为内需发展增添强大动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必须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开放。第一，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在消费类型方面，应根据行业特点放宽或取消服务消费领域的准入限制；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需要健全新型监管机制，建立假冒伪劣产品惩罚性巨额赔偿制度，强化重点商品和服务领域价格监管。第二，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加大对民间投资支持和引导力度，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两新一重”和补短板领域建设；完善投资管理模式，推进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投资审批数据部门间共享机制。第三，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完善生产许可制度，降低市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加强数据、知识、环境等领域产权制度建设。第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支持外资企业扩大中高端制造、高新技术、传统制造转型升级、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投资；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打造高水平、宽尺度、深层次的开放高地，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

　　摘编自《学习时报》

　　【黄祖辉、姜霞：以数字创新驱动乡村振兴】

　　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黄祖辉、浙江树人学院管理学院姜霞指出，数字技术和平台深度嵌入农业农村发展各领域，以数字创新驱动乡村振兴，能够不断解放农村生产力，优化生产关系，提高生产效率，提升乡村治理效能。通过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既要以数字创新驱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转型，又要不断弥合数字鸿沟，推进数字包容，使所有群体都能够积极参与到数字乡村建设过程中，实现物质富裕、精神富裕、生态富裕。第一，强化“数字准备”。可以考虑将数字包容纳入数字中国战略，进一步加强乡村数字网络、数字平台、数字服务的接入性、连通性，将数字乡村建设融入新型城镇化战略，有效降低网络建设、维护成本。第二，提升“数字就绪度”。普及农村数字教育，加强信息技术课程教学，开展数字技能教育或者职业教育，提供简易、易懂的互联网产品服务指南或课程，广泛开展各类型的农村在线教育。第三，推进“数字参与”。以数字创新激活农村农民发展的积极性，提升数字技术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渗透率，有序推进农业三大体系数字化转型，以电商商业模式创新驱动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以平台聚合有效整合数字资源。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报》

　　（光明网记者 赵宇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