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陈建仁“新内阁”仓促接棒，被批“旧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立非】苏贞昌率领台“行政院”总辞后，陈建仁1月31日正式就任台“行政院长”。不过他同样面临诸多争议，如涉嫌论文抄袭、护航高端疫苗等，如今又被爆是由“中研院”借调出任新职，这些都让岛内舆论对他标榜的所谓“温暖内阁”不抱任何期待。
“学官两栖”再引争议
1月31日上午，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主持新任“行政院长”“总统府秘书长”及政务首长等人员的宣誓典礼。陈建仁带领宣读誓词，他还与卸任的苏贞昌举行交接典礼，并由赖清德监交。
陈建仁在致辞时称，“今天接下印信，承重的责任就落在肩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还不足以形容现在的心情”。他感谢蔡英文的信任托付，接下重担他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全力以赴、没有悬念，每一天的作为都是为台湾长远未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照顾好人民每日生活。当天下午，他前往台疫情指挥中心。台湾联合新闻网称，岛内室内口罩松绑预计本周将公布。
苏贞昌在致辞时，告诉陈建仁“你的苦日子要开始啰！”苏还透露，蔡英文要他还是要接电话，“我顿一下说，放心，处江湖之远，我还是会忧其君”。
尽管陈建仁信誓旦旦要“全力以赴”，但台媒此前披露称，他其实是从“中研院”特聘研究员借调去出任“行政院长”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月31日表示，这是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陈建仁应该诚恳说明是不是应该全力以赴为台湾打拼。台湾《联合报》1月31日发表社论称，细数陈建仁的“学官两栖”生涯，其次数之多，令人目不暇接。他首度借调，是在1997年由台湾大学借调出任“国科会”生物处处长，25年来从学术界借调至当局任职共计5次，前后借调期累计长达12年1个月。也就是说，25年间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借调去当官。文章说，如今陈建仁已71岁，要出掌当局最高行政机器，却还要坚持保留“中研院”特聘研究员49万元新台币月薪的优厚退路，真是名、利、权一样都不肯放。而蔡英文办公室能向“中研院”发出这纸名利算尽的借调公文，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前“立委”蔡正元1月31日还披露称，陈建仁的父亲陈新安继承了大笔财产，在日本殖民时期属于地主，他得以前往日本就读京都大学，随后还响应日本政府号召成为“皇民化家庭”，并取了日本姓氏“大波”，因此陈建仁的名字应该是“大波建仁”。
旧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1月31日，国民党举行“冷血酬庸护高端，检验高冷新内阁”记者会，批评新行政部门换汤不换药。文传会副主委林家兴直言，“阁员”名单几乎是“旧瓶装旧酒”，超过七成留任，真正的新人只有5个，改组幅度仅约1/4，纯新人更是只有1/8，“这是哪门子改组？实在让民众无法期待”。而且正副“行政院长”都争议不断，蔡英文称陈建仁“内阁”温暖坚韧，“难道温暖是护高端弊案？”至于“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大撒币却留下诸多粗糙的公共建设，他的台大硕士学位还因论文抄袭而遭撤销。国民党“立委”李德维表示，陈建仁主张反核，3月核二厂二号机将停止，核三厂机组也将在明年及后年停止发电，但同时台电亏损不断，2025年绿能发电20%确定无法兑现，“对于如何解决用电，以及电价会不会上涨，陈建仁也都应该回答”。
民进党前“立委”沈富雄1月31日形容这次的“内阁”改组，是一出从“狼狈为奸”到“狼狈不堪”的荒谬连续剧，歹戏拖棚终于落幕，但蔡英文不是为大家找到“行政院长”，而是为她自己找到执行长。他感叹蔡英文机关算尽，虽害不了卿卿性命，却留下荒诞不经的一页。
台湾中天节目《卢秀芳辣晚报》1月30日进行街访，询问民众认为“陈建仁新内阁最大特色是什么？”结果年轻人一面倒，认为最大的特色就是“败选联盟”，“都是一些没有选好的人上台”，还有人直言，“换汤不换药，再做一年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2.0版“蔡赖内战”
有岛内分析认为，蔡英文之所以选择陈建仁，一来是因为他听话，二来是可以作为一枚活棋，牵制民进党主席赖清德，让民进党看看她在2024年选举中还有一定的话语权。台湾中时电子报称，蔡英文显然有意画出一条维持“恐怖平衡”的界限，此举虽然暂时不影响赖清德代表绿营出征2024的格局，但这俨然是2.0版的“蔡赖内战”，无论最终是斗而不破，还是鱼死网破，短期内都将让赖清德错失契机。
资深媒体人李晴果1月31日分析称，苏贞昌率“阁员”总辞并拍了所谓的“毕业照”。尴尬的是，有超过2/3的人拍完照后要走回原来的办公室继续上班。外界评论这个被称为史上变动幅度最小的改组，目的就是赶走苏贞昌。他一定没料到为了说动陈建仁，蔡英文什么都可以承诺，更想象不到陈建仁真的脸皮厚到敢被借调，“蔡英文的城府之深、手段之强，苏贞昌真的不是对手”。
台湾《中国时报》评论称，去年“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惨败，最受争议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卫生福利部部长”薛瑞元以及“NCC(通讯传播委员会)主委”陈耀祥通通没换，这三人的共同点就是能揣摩上意，让当局变成政治宣传的化妆台。
(环球时报)
一题而三命意的《伶官传序》******
作者：詹丹
欧阳修的史论名篇《五代史伶官传序》分别在中开头、中间和结尾，出现了三处观点句，即：
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夫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对此，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
这篇文章是把“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作为教训，说明“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进步意义。
而陈必祥在《欧阳修散文选集》题解中论及此文时，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全文的主旨”，把第二处称为“结论”，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是“扩大和深化了主题”。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
不过，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但更重要的，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
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天命”，这是一篇的主干。其次，所谓“人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认为第一处观点句“人事”是主干，后两处是“人事”的具体表现，大致体现出“总-分-分”这样的逻辑关系。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
从逻辑分类看，后两处的观点，确实都属于“人事”的范畴。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人事”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
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中的“人事”毕竟没有具体内涵，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提出了与“天命”相对的观点，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也就是说，相对于纷繁复杂的“人事”来说，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只是当作为与“天命”对等的一个概念，把传统的认同“天命”的观念也向“人事”有所转向，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也正因为“人事”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其实，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旧五代史》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
然得之孔劳，失之何速？岂不以骄于骤胜，逸于居安，忘栉沫之艰难，狥色禽之荒乐。外则伶人乱政，内则牝鸡司晨。靳吝货财，激六师之愤怨；征搜舆赋，竭万姓之脂膏。大臣无罪以获诛，众口吞声而避祸。夫有一于此，未或不亡，矧咸有之，不亡何待！
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所谓“咸有之”，正说明了这一点。当然“伶官传序”似乎更突出其重点，所以在林林总总的“人事”中，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忧劳”和“逸豫”这一组概念对比。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人事”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这里且举一事为例。
《新五代史》有记录说：
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大水害民田，民多流死。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思得高楼避暑。宦官进曰：“臣见长安全盛时，大明、兴庆宫楼阁百数。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庄宗曰：“吾富有天下，岂不能作一楼？”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宦者曰“郭崇韬眉头不伸，常为租庸惜财用，陛下虽欲有作，其可得乎？”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虽祁寒盛暑，被甲跨马，不以为劳。今居深宫，荫广厦，不胜其热，何也？”崇韬对曰：“陛下昔以天下为心，今以一身为意，艰难逸豫，为虑不同，其势自然也。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常如河上，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庄宗默然。终遣允平起楼，崇韬果切谏。宦官曰：“崇韬之第，无异皇居，安知陛下之热！”由是谗间愈入。
在这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而不听忠臣进谏、尽受小人蛊惑，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资治通鉴》也记录了这一史事，胡三省加注感叹说：“郭崇韬之言，其指明居养之移人，可谓婉切，其如帝不听何！”
此外，观点句中，“兴国”和“亡身”对举，“国”和“身”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身死国灭”，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庄宗后来的“逸豫”事例斑斑可举，但文章从《尚书》中的“满招损谦受益”引出该文的观点句“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这样，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也就是作为“序”而指向“伶官传”的特殊性，所谓“忧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这第三处的观点句，就是微观了（尽管结尾的“岂独伶人也哉”一句，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
在以“宏观”“中观”和“微观”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我们都是以“人事”为立论前提的。在这过程中，作者所谓的“虽曰天命”一句，似乎被抛到了一边。我们固然可以说，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否认“天命”的存在，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我们没有意识到，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天命”意识，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
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无意中遗漏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后一句“自然之理也。”而这似乎从“人事”中逸出的，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规律性之理，以颇为“自然”的方式出现，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而这，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天命”互为相通，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认为是从“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也就是“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可以借助自然灾害，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所谓“天谴事应”。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新唐书》，就讨论了“天谴事应”的问题，并对此有所质疑。在“五行志”中，认为后世之人是在“曲说而妄意天”，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著其灾异，而削其事应。”而《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正是从“天命”向“天理”过渡的桥梁。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这被沟口雄三称为“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得到理解，成为一种规律时，认识到这种规律、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不过，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不断重蹈覆辙时，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呜呼！”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