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冷资源”变为“热产业”******

　　作者：常理

　　刚刚过去的2022年，对中国冰雪运动来说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年。2022年初的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聚焦了全世界冰雪爱好者的目光，冰雪运动在我国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实现了3亿人参与的目标，中国冰雪运动进入了新时代。

　　和2023年一起到来的是北京冬奥会过后的第一个雪季。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全国各地冰雪运动持续升温、活力四射：已经是第九届举办的全国大众冰雪季活动，预计将带动全国超1.5亿人次参与；在哈尔滨，松花江面积雪盈尺，冰上撑橇、冰上龙舟、雪地风筝等构成冬日北国别样风景；在上海，10多块季节性移动冰场如雪花般散布；在重庆，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银装素裹，游客们尽享冬季运动的激情与欢乐……

　　行稳方能致远。过去几年，冰雪运动的种子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冰雪产业成为不少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前不久，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明确提出，推进冰雪运动“南展西扩东进”，带动群众“喜冰乐雪”，这彰显了我国持续发展冰雪运动的决心。冰雪运动种类丰富、形式多样，可满足不同年龄、不同门槛的消费人群需求。发挥好冬奥会余热，推动冰雪运动持续健康发展，将有利于我国进一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为地方经济发展增添活力。

　　打好“融合牌”，让产业旺起来。冰雪产业链条长，上游涉及各种冰雪装备、器材，冬奥会上亮相的国产雪车、雪蜡车、冰刀、速滑服等，都是中国制造向冰雪产业拓展的成功案例；下游涉及文化、旅游、培训等行业，集聚了大量资源，“冰雪+”正成为人们冬季休闲健身的新选择。进一步推动冰雪产业与关联产业需求对接、资源整合、协同发展，提供更加多元的产品和服务，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冰雪活动和赛事IP，让冰雪运动的激情保持下去，成为全民健身新方式、健康中国新动力、社会活动新时尚。

　　打好“四季牌”，让企业强起来。众所周知，冰雪运动对于季节性的要求很高，一些欧洲国家雪季持续时间较长，雪场经营具备先天优势。在我国，由于气候原因，很多雪场一个雪季的运营时间仅3至4个月。这就要求企业打好“四季牌”，冬季滑雪，春季踏青、夏季避暑、秋季露营，探索冰雪场地建设和季节转换新路径，满足不同季节、不同消费群体的运动休闲需要。目前，中国冰雪市场还处在起步阶段，百姓对于冰雪运动的喜爱需要一个培育过程，企业需要沉下心来，练好内功，不断为冰雪运动发展创造营造良好氛围。

　　打好“民生牌”，让群众富起来。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我国冰雪资源丰富，这些年，各地通过发展冰雪产业，建设了一批冰雪小镇以及冰雪度假胜地，不仅提升了当地知名度，引来投资和消费，还提高了当地老百姓收入水平，促进地方产业转型和经济发展。作为北京冬奥会雪上项目主要竞赛场地之一，崇礼从一个小县城变成了世界闻名的滑雪胜地，不少当地人端起了“雪饭碗”，吃上了“冰雪饭”。因此，要不断推动“冷资源”变为“热产业”，释放冰雪红利，让冰雪运动进一步火起来。（常理）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