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侣病了”成为一场对夫妻关系的考验******

　　最近，社交平台上的风向，从朋友圈分享“自己阳了的体验”，到关注“阳康”之后的知识科普，还有分享“阳了之后，伴侣的反应和行为”，也令大家思考亲密关系和“阳康”之后的人生感悟。“伴侣阳了”“家庭成员阳了”成为一场对关系的考验，从各个角度考察两个人是否是合适的伴侣，家人能否一起处理好琐碎的日常、承担生活的重压。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会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燕也通过亲身感受，与记者分享阳前、阳中、阳后的心理解读与感悟。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张楠

　　“阳”之前，有人焦虑有人窃喜

　　阳之前的心理表现因人而异，有人出现“幻阳”焦虑，也有人产生自认“天选之子”的窃喜。

　　“开玩笑说自己是‘天选打工人’，别人都阳了，自己就是被留下来给全家人做饭的，或者被选中在单位干活的。这种调侃背后的心理，有一种在竞争环境中被特殊照顾、被优待的感觉。”张燕表示，也有不少人出现了焦虑心态，比如一直注重身材的人突然出现暴饮暴食，认为有正当理由让自己好好吃、好好睡了，但其实内心并没有“放开”，可能吃完之后就后悔了，这些都是阳之前出现的焦虑心态。

　　得了“哎呀株”的男同胞，更好命？

　　许多人对这样的段子深有共鸣——高烧40摄氏度的妻子仍戴着口罩在厨房烧饭，39摄氏度的娃活蹦乱跳，中的怕不是“跳舞株”之类，烧到38摄氏度的老公躺在床上“哎呀”声不断，感觉病得不轻。张燕表示，至于阳中的心理表现，许多人在朋友圈晒温度，引来许多朋友的关注，“卖惨”也是一种心理需要，被关注的感觉还不错。“大家调侃男同胞好像对病痛的耐受能力要弱一些，当身体出现状况时，对身边人会更苛刻，尤其是夫妻之间，觉得她不把自己放在心上，只顾着看手机。生病最脆弱的时候，看谁都不舒服。病人都有怀疑和否定的想法，产生没有人帮我，无助无望的情绪，更糟糕的想法都会产生，也很正常。这时候特别需要被看见、被照顾，像个婴儿一样。”

　　很多人阳了之后不会向伴侣寻求安慰和关怀，而是等待对方主动询问自己需要什么。如果对方无法“猜中”自己的心思，给不了满意的回应和照顾，就会失望，累积的怨念上升为对伴侣的不满和对关系的怀疑。这十分考验有没有在关系中建立起足够的安全感，是否缺乏对对方的信任。

　　生病和照顾病人不是一件单一的任务。这个场景下包含着很多问题的碰撞：两个人看待家务的态度，对疾病和政策的看法，处理突发问题的方式等等。重点还是要看是否有协调、求同存异的可能。

　　历经疼痛、怀疑、否定、无助、无望等种种复杂心理情绪，人们也由此对人生进行重新思考。张燕表示，其实人们一辈子都有被关爱的情感需求，需要家人对我们关爱照顾，结婚后移情，对父母的需要寄托在另外一半身上。但你会发现，夫妻相处，跟爸妈对自己的爱，还是有差别。有时候不会为对方委曲求全，也会招致怀疑，他爱我吗？这都是两性关系磨合中的正常阶段，每个人都会经历。”所以，面对新冠的考验，这时候对一个人好，往往更容易链接其情感。夫妻之间不妨利用危机，更好地表达情感，共患难和经历挫折，让情感更进一步。”

　　积极思考“生命的合作”

　　随着朋友圈陆续“转阴”，张燕认为，生活是变化的，大家要适应变化做好准备，迎接挑战。“我们会发现，关系和陪伴对我们来说无比重要。人生到底什么最重要，只有在最关键时刻，才能知道。平时我们马不停蹄工作，并创造价值，但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不要忽略，更多安慰和陪伴家人，或许会带来幸福感和安全感。”

　　张燕说，“我们也充分意识到，生命需要合作，无论你是什么状态，都需要身边有人在，比如亲人，爱人，朋友。毕竟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需要有同盟的人，需要与被需要，共同存在。在人际关系中，做好这一点，才能游刃有余。”因此，她建议，照顾好身边的人，提供服务和表达需要的事情，才能增进彼此感情。

　　另外，生活中有许多不确定性，我们努力的这个过程，可以扩大我们的生命质量。不妨多做一些可以让自己舒服，让身边的人开心的事情。

《平原上的摩西》：成功的改编 全新的创作******

　　根据双雪涛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改编的同名迷你剧在迷雾剧场首播时，确认入围今年柏林影展的剧集单元。这个展映单元的设立以及选片原则，是为了呈现多种放映平台上的当代电影怎样展开“长故事”的叙述。就这一点而言，《平原上的摩西》脱离了观众司空见惯的悬疑连续剧的模式，它更适宜被当作一部7小时的长片。

　　双雪涛写作《平原上的摩西》，明显地致敬福克纳，借鉴《我弥留之际》的叙事手法，以多视角多声道的独白的混响，拼贴出一段从1990年代到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间的东北往事。导演张大磊在改编和拍摄中，把故事的背景转移到同时期的呼和浩特，剥除了原作中“铁西区”“艳粉街”等具有强烈辨识度的地域和时代符号。这并不折损小说文本提供的阐释空间，导演把小说当作一个特别的起点，由此展开了属于他的全新创作。

　　生活场景中的阴郁抒情

　　小说以多角色的回忆展开，时间轴是滑动的，不断地从“此刻”回溯到过往的某一刻。最先出场的是男主角庄树的父亲庄德增，他从1990年代初国企改革前夜的“下海”决定讲起，钩沉与庄树母亲傅东心在1980年前后的相亲、成家。剧集回避了这种张扬叙事技巧的跳跃时间线，按部就班地细说从头，开始于傅东心坐公交车去公园赴约，街景不断向她身后退去，不知哪里的喇叭，传出罗马尼亚电影《沸腾的生活》主题曲。即便不知道这支曲子的来历，以沉稳的节奏流过画面的细节，构成了直观的“沸腾生活”。视与听制造的第一印象，让人想起本雅明的这段话：历史是被建构的，建构的重点不是空虚的时间，而是具体的时代，具体的工作，具体的生活。

　　抱着对“悬疑”的期待打开这部剧集的观众，很可能是失望的，除了第二集和第六集的结尾，剧中没有明确的事件正面爆发，没有戏剧化的冲突，在出场人物身上，很难找到清晰的意志，更没有剧情片常规的“行动”。十多年时光流逝，国营工厂改制，工人新村拆迁，连环杀人案爆发，便衣警察在平安夜横尸贫民窟……本该倾覆生活的剧变和惊人事件，被生活的无数微小尘埃覆盖了。导演把更多的耐心交付给家庭和邻里的生活场景实录：女婿陪丈人喝酒，女儿和父亲商量买什么雪糕，老师带着孩子读《卡拉马佐夫兄弟》。甚至，当大案发生以后，警员们熬夜查卷宗、私服暗访等情节，没有被浓墨重彩地渲染，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捆绑了，而观众更多看到他们在工作的同时，和普通人一样喝酒、泡澡、吃夜宵。摄影机成了显微镜，镜头前展开了微观的、具体的生活环境，以及活动在这环境里的人们。

　　剧中屡次引用《卡拉马佐夫兄弟》，整体的剧作气质却多少有些切近契诃夫的意境。年复一年，一代接一代，那么多的欺瞒、背叛和暴力发生过，都是在看不见的“暗场”。创作者搁置了事件和行动，超越社会语境而深入日常生活的内涵，把重心转向刻画人的生存状态，更进一步，深入他们捉摸不定的精神世界，寻找他们隐藏于内心的波动。

　　小说中，傅东心像是承载了若干现象的容器，起初是委曲求全的知识分子，后来得到“先富起来”的红利，是自我放逐的文艺阔太。剧集最大胆的改编是一开始就用高光照亮了这个和环境格格不入的人。即便海清的表演存在争议，剧作呈现的傅东心也是当下影视剧中的稀缺形象。她不是错生在特殊年代的林黛玉，也不是被糙汉丈夫庇护的女版堂吉诃德。她更多集中了契诃夫笔下一部分角色的特质，既是没有扣动扳机的特里普列夫(《海鸥》)，也是下沉得更彻底的柳苞芙(《樱桃园》)，她在无法摆脱的环境里因为抱有理想而格外痛苦。傅东心以“熬下去”的状态度过了她的大半生，自甘游荡于“正常生活”的边缘，她的大半生汇聚成一种阴郁的抒情，这也塑造了整部剧集的精神底色。

　　湖水、平原和枪声

　　从对“傅东心”的刻画到作品整体的气质，相比小说的冷冽干脆，剧集平添了怀疑和哀怨，这就注定了女主角李斐的结局是两条不同的“路”。

　　小说尾声，浑然不知李斐惨烈经历的庄树心存幻想，以为童年往事的回忆能把湖水变成平原。最后一句话陡然宕开现实，展开青春尽头的冷酷仙境：“北方午后的微风吹着她，向着岸边走去。”这则结尾，和《刺杀小说家》意趣相通，“信念”介入且暂时地战胜了现实。

　　而在剧中，李斐把枪口对准自己，虽然这个画面没有正面出现，但她的死是确定的，她的悲剧也是确定的。这个改写，并不是影像用形而下的结论对峙文本形而上的憧憬。一声沉闷的枪响，宛如同时砸在观众大脑和内心的重锤，提醒人们之前看到的“万家灯火”里潜伏着可怕的危机，甚至是能把人摧毁的。

　　一种彻底的悲剧精神流淌在整部剧集：蒋不凡是个正直的警察，但他在“准时破案”的压力下做出严重错判，最终赔付自己的性命；庄树渴望查清陈年血案，但真相把多灾多难的李斐推入更深的深渊；李斐是最无辜的，12岁的她为了在平安夜见到庄树而对父亲撒谎，这个谎言让他们坐上伪装成出租车司机的蒋不凡的车，引发了蝴蝶效应般的惨剧。他们的生活支离破碎甚至万劫不复，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悲剧承担一部分责任，但没有谁应该承担全责——他们面对命运随心所欲的拨弄和玩笑，无可奈何。

　　导演以耐心的视听节奏铺陈具体的人间悲喜的点点滴滴，诚实地面对人性和人的存在，一旦创作者抒情地陈述具体的人的卑微和局限，以及因此而无法幸免的道德困境，真正的悲剧诞生了。这里没有“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豪情，没有摩西在平原上分开湖水，李斐和庄树的命运都脱离了他们的意愿。

　　卧倒在船上的李斐像死去的天鹅，庄树在染血的湖面上回忆他和李斐共度的童年夏日，比起小说轻灵浪漫的余韵，剧集结束于哀怜的凝视，也是这份“怨而不颂”的哀怜姿态，成就了影像表达中不多见的美学调性。(本报记者 柳青)

　　(来源：文汇报 2023年2月3日 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