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今冬羽绒服频上热搜 “轻便化”“潮流化”等成新趋势******

　　今冬羽绒服频上热搜 “轻便化”“都市化”“潮流化”等成为新趋势

　　羽绒服成为许多人过冬的日常，大家对它的需求也跟衣柜里其他常穿的衣服一样，希望好穿好搭，呈现出“轻便化”“都市化”“潮流化”“高端化”“机能化”五大趋势。

　　除了保暖还有“新需求”

　　羽绒服话题接连上热搜

　　近一个月以来，“挑羽绒服别只看含绒量了”“羽绒服该如何正确清洗收纳”“羽绒服是不是越厚越保暖”等话题接连蹦上热搜。羽绒服单日微信指数最高达到4.4亿，超越去年同期水平。

　　当“人手一件羽绒服”渐渐普及，消费者在保暖以外对羽绒服提出了更高要求，羽绒服也迎合人们不断更新的穿着需求，在外观、功能、穿着体验等方面迭代升级。

　　填充物是羽绒服的核心。根据华创证券《羽绒服行业深度研究报告》，鸭绒、鹅绒约占羽绒服总成本的45%。有研究显示，在绒子含量相同的情况下，鹅绒的蓬松度均值高于鸭绒1.6%。从市场价格来看，同一规格鹅绒的价格约为鸭绒的1.8倍。并且，过去几年间，鸭绒、鹅绒价格整体呈上涨趋势。

　　2022年4月起实施的GB/T14272《羽绒服装》国家标准，在上一版的基础上做出诸多修改。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条是将羽绒服填充标准由“含绒量”改为“绒子含量”，同等比例下，“绒子含量”高的羽毛羽绒品质更优，采购成本也相应增加。

　　羽绒服品牌分为三类

　　户外品牌更注重保暖性

　　羽绒服于1936年诞生于美国，上世纪7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国内，波司登、鸭鸭等羽绒服品牌的前身陆续创立，主要进行贴牌加工业务。之后的20年里，国产品牌技术不断成熟，品牌成形。国外快时尚品牌入局，新设计、新技术不断出现，羽绒服逐渐从专业服装演化成大众化服装，时尚属性逐渐增强。2010年后，随着专业户外品牌进入和消费市场成熟，羽绒服朝着多元化发展。

　　如今，市场上羽绒服市场的三大类品牌包括羽绒服品牌、专业户外品牌、四季化品牌。三者在价格上错位分布，形成了专业户外品牌占据高端市场、羽绒服品牌和四季化品牌占据平价及中端市场的局面。其中，一些国产品牌正在不断向“上”开拓中高端市场。

　　三类品牌平均含绒量都在85%以上，但在绒种选择上有所区分。专业户外品牌羽绒服更多选用保暖性更强的鹅绒，抗寒性能更好，羽绒服和四季化品牌则普遍使用鸭绒。

　　设计方面，四季化品牌多融合时尚元素，专业户外品牌强调功能性防护设计，羽绒服品牌更侧重兼顾日常穿着和专业性能的剪裁、工艺等。

　　消费者愿为“贵价”买单

　　对性价比仍不满意

　　在服装市场整体下滑的大背景下，我国羽绒服市场规模持续稳定增长。然而，目前我国羽绒服的普及率相对较低，市场渗透率仅为9%，与日本、德国和欧美地区仍有较大差距，在羽绒服的人均消费水平上也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随着居民收入增长、羽绒服产品优化升级和消费者对羽绒服需求的增加，中国羽绒服市场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DT研究院发布《2022羽绒服行业消费趋势报告》显示，羽绒服消费有明显的季节属性。近六成消费者“感到需要再购买”。同时，53%的消费者会临近换季再准备。

　　实体店仍旧是大家购买羽绒服的最主要途径。超六成受访者会在实体店直接选购，还有45%受访者会先在实体店选款式再到线上购买。三成受访者倾向在线上直接选购羽绒服。

　　消费意愿方面，受访者中，半数人愿意为一件羽绒服花800元以上，四分之一的人愿意为一件羽绒服花1000元以上。在社交平台上讨论度更高的品牌中，大多数也是属于中高端价位。

　　但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消费者愿意为羽绒服花钱，但超过一半的人在选购时都遇到过性价比不高的问题。而在回答对近两年羽绒服变化的印象时，“功能变多了”和“品质变好了”的认同度最低。

　　“款式设计”是大家在选购羽绒服时最看重的要素，相当比例的人认同近两年羽绒服的款式在变多，设计感在变强。但当自己真正去选购时，合适的款还是不够多。

　　轻便百搭注重设计

　　国内羽绒服呈现新趋势

　　羽绒服成为许多人过冬的日常，大家对它的需求也跟衣柜里其他常穿的衣服一样，希望好穿好搭。另一方面，随着消费升级和新一代消费者崛起，越来越多人会因为品质、文化、价值、设计等因素而作出新的选择。因此，国内羽绒服市场在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呈现出五大趋势：

　　趋势一是“轻便化”。羽绒服成为大家冬日出行的必备装备，摆脱臃肿和厚重成为刚性需求，无负担感、能活动自如的羽绒服受到消费者青睐。

　　2009年，优衣库率先推出轻羽绒服饰。而后越来越多羽绒服品牌也推出轻羽绒产品。波司登、鸭鸭和雅鹿的热销羽绒服中都有一半左右强调了轻便的特点。

　　趋势二是“都市化”。如今谈到冬日穿搭，一定绕不开羽绒服。在种草社区讨论羽绒服时，“百搭”比“舒适”热度更高。

　　通勤是都市人生活穿搭最重要的场景之一，风格款式适合出门上班的羽绒服受到消费者欢迎。从讨论度来看，羽绒服还可以有更多风格拓展，比如甜美、小香风、日系、街头、学院风等。

　　趋势三是“潮流化”。从热销羽绒服商品的设计元素上看，廓形、撞色、飞行员夹克、绗缝、拼接等潮流元素，克莱因蓝、长春花蓝等潮流颜色，都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

　　羽绒服品牌也通过融入联名等元素，推出更具潮流性的新款羽绒服。鸭鸭与宝可梦IP的联名羽绒服、太平鸟与欧阳娜娜的联名羽绒服都是品牌的热销产品。TheNorthFace1996Nuptse经典款羽绒外套也凭借经典的版型成为品牌热销款。

　　趋势四是“高端化”。从品牌线上热销爆款商品来看，超过1000元价位的商品中不乏爆品。

　　高端羽绒服的价格被消费者接受，四季化品牌、羽绒服品牌也向高端拓展，但从热门羽绒服品牌的线上热销商品来看，波司登、鸭鸭等羽绒服品牌的最热销爆品仍是大众化羽绒服，优衣库、太平鸟等四季化品牌的最热销爆品覆盖了大众化和中端的位置。

　　趋势五是“机能化”。随着户外成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户外与日常的场景区隔被打破，越来越多户外元素和功能出现在日常穿搭中。

　　专业户外品牌强调羽绒服的高强度机能。四季化品牌的热销羽绒服中，也有不少产品都强调了户外机能的特性，主要强调防水功能。毕竟，大多数人日常外出要穿的羽绒服能应对小雨小雪和寒风就够了。(北京青年报文/本报记者 陈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