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商会总裁何迈可：在华美企看好中国市场继续开放的投资机会******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
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北京11月11日电 题：中美商会总裁何迈可：在华美企看好中国市场继续开放的投资机会
中新财经 宫宏宇
“我们很高兴看到，美国企业在中国仍然受到欢迎，并有更多机会。”近日，中国美国商会总裁何迈可(Michael Hart)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表示，多年来，中国一直是美国企业产品销售和生产的重要和极佳的市场。
他表示，中国美国商会的会员公司填写问卷时表示，如果中国市场继续开放，在华美企将会继续积极看好中国，并寻找更多投资的机会。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网：作为商会负责人，能否请您介绍一下近年来在华美企总体的发展情况？
何迈可(Michael Hart)：作为一个非营利性、非政府组织，中美商会在中国代表着成百上千的美国公司，商会会员公司与中国商业联系十分深厚。
多年来，中国始终是美国企业产品销售和生产的重要和极佳的市场。令我们自豪的是，美国公司在中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美贸易是中国与海外最大的贸易关系。
中新网：当前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多，这对跨国企业带来了哪些挑战？
何迈可(Michael Hart)：近期，在华美企面临着因疫情防控相关措施带来的国际旅行不便、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等挑战。此外，中美两国之间的政治气氛也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这让中国市场变得更具挑战性。
具体来说，美企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国际旅行不便，当前中美之间的航班远少于往常。对此，中美商会积极倡导增加中美间航班班次和缩短隔离期。
中新网：新冠疫情给全球供应链稳定带来的冲击备受关注，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影响？跨国企业是如何应对的？
何迈可(Michael Hart)：疫情对供应链运作的影响备受关注，也更使人意识到中国在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多家在华美企明确表示，他们并不排斥中国，并希望中国持续保持作为公司供应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而为应对疫情对供应链的扰动，在华美企正努力寻求加强供应链保障的方法。措施之一是建造更多的仓库，通过多个环节增强供应链的稳定性。
中新网：因美联储加息、中美经济周期差异等因素，美元出现持续升值，这是否会影响美国跨国企业的全球化布局的调整？
何迈可(Michael Hart)：短期来看，汇率波动和利率变化会使在华美企的经营策略出现一些调整，但美企并不太担心短期内的加息或汇率波动。
一方面，跨国公司对汇率变化并不陌生；另一方面，汇率不是影响企业经营的主要因素。企业更关心的是市场是否良好，生产周期是否正常和物流如何运作等。
中新网：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国国家发改委表示，将加大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以及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对外商投资的支持力度。您认为这将给跨国企业带来哪些新机遇？
何迈可(Michael Hart)：中国国家发改委的工作人员表示，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外国公司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仍对外国的直接投资和业务感兴趣。
我们对此很高兴。我认为，在华美企与中国是互惠互利的“双赢”关系。美企为中国做了很多贡献，同时也在中国取得了成功。
在近日举行的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上，一些中美商会的会员公司对是否能够参与特定行业的投资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如绿色能源、电动汽车或其他新能源领域的业务。
对此，中国国家发改委工作人员解读了美国公司在华发展的相关机遇。我们很高兴地看到，美国企业在中国仍然受到欢迎，未来将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
中新网：根据您了解到的情况，美国企业在中国后续的发展计划情况如何？
何迈可(Michael Hart)：随着中国市场越来越开放，美企在华投资的领域有所扩大。如，随着中国金融服务市场的不断开放和自由化，未来将有更多的外国金融公司被允许进入中国市场。汽车行业也是如此。最初，该领域的企业都必须是合资企业。现在，外企可以买下合伙人的股份，从而增加自己的股份。目前我们注意到，有更多的美国企业在相关领域投资。
不过，部分行业仍对外资存在限制，如医疗卫生行业。在这些有潜在机会的领域，美国企业希望商会能够帮助提倡推动中国市场进一步开放，看到更多开放性的措施。
通过填写中美商会的调查问卷，中美商会的会员公司纷纷表示，如果中国市场继续开放，有平衡和开放的框架，在华美企将会继续积极看好中国，并寻找更多投资的机会。(完)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每日彩票地图 |
